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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曙光的博客

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助手段绍译手机:137 0738 8888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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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曙光

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,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,中山大学、浙江大学兼职教授,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,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》主编。 助手段绍译手机:137 0738 8888 Email:duanshaoyi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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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贸政策调整正当其时  

2009-09-16 12:50:00|  分类: 经济时评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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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贸政策调整正当其时

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

张曙光

    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,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从1978-2004年,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9.4%左右,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18%左右,2004GDP总量136515亿元,进出口总额11547亿美元。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大,占世界经济贸易总量的5%左右,人均量更低,但中国的经济增量却占了世界经济贸易增量的20%左右。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贸易大国,在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是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。这也是世界人士普遍关注中国,“言必称中国”的根本原因。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们20多年来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贸易政策有很大关系。

  一般来说,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,往往会低估本币,引进外资,鼓励出口,实行重商主义政策。中国20多年的实践再一次证明,在发展过程的前期,重商主义政策是必要的和有效的,不仅小国如此,即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,也概莫能外。近十年来,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4272.05亿美元,占同期资本形成的平均比例达7.81%;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很快,近几年超过了30%,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增长更快,从2001年起,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%,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。

  然而,长期持续地实施这一政策必然会走到反面,出现弊大于利的结果。

  一是近十年来,我们不仅保持了储蓄大于投资和出口大于进口的双剩余格局,从1994-2004年累计净出口2818.4亿美元,而且形成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态势,2004年达到了1820亿美元,带来了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。

  二是贸易依存度去年已经超过了70%,出口依存度达到了36.9%,虽然由于汇率和GDP核算等因素的作用,对此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,但分子(贸易)3(30%10%)于分母(GDP)的速度增长,则是不可持续的。

  三是引资和出口的大量增加,增加了本已相当紧张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,增大了环境负担,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福利增加。笆比娃娃的故事尽人皆知,我们再讲一个童鞋的故事。据有关方面专门调查,中国生产的童鞋供应沃尔玛,在美国的售价最低是14.99美元,最高是29.99美元,而中国的出厂价只有5美元,扣除各种成本,一双鞋只能挣20美分。

  四是外资独资化的发展,与本地经济不发生联系,形成孤岛经济,从最低端进入,没有技术转移,没有功能提升,没有价值创造,正如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《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》所称,外商投资在促进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的同时,“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”。

  五是加剧了贸易摩擦,恶化了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。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刚刚结束,取得了双赢的结果,但在分享贸易合作的剩余中,中国所得的份额比较小,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尚未解决,美参议院甚至通过议案,向中国施压,中国当然不能接受。然而,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1/4(按照美国的统计)-1/6(按照中国的统计),冷静地看待我们的情况,是否也有授人以柄之嫌。发达国家祭起贸易保护的大旗,与我贸易摩擦不断,发展中国家也成为对我发起贸易摩擦的主体,今年一季度针对我国的6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,有5起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。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有大量逆差,在国际贸易中大家都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,没有什么国际主义可言,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,是否也有点与穷兄弟争饭吃的味道。一般商品的贸易摩擦不断,我们还可应对,如这次纺织品贸易争端中针锋相对地采取某些保护措施,而知识产权的贸易摩擦,我们往往无还手之力,仅一季度美国就对我发起了4337调查,涉案金额超过60多亿美元。有人说,中国贸易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外资企业的贡献,事实确是如此。加工贸易早已超过了一般贸易,前者的增长也快于后者,今年以来,加工贸易进口的增长依然较快,加工贸易进出口中,外商独资、合资占85%,其中90%是贴牌生产,而增长最快的数码相机等产品,贴牌生产占到了98%。但这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生产的,是从中国出口的,我们的进出口统计是这样计算的,我们的政策也是鼓励的,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,是没有人替我们认这个账的。

  总之,长期实施这一政策,造成中国经济内外运行的严重失衡,集中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两个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。在实体经济方面,一方面是能源、原材料依赖国际市场大量进口,通过国内加工制造,完成生产循环,石油的依存度已经达到40%,另一方面,产品又大量出口,在国际市场上实现“惊险的一跳”,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循环,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70%。在货币经济层面,一方面大量出口和引资以及热钱流入,增加了央行的外汇占款和货币供应,央行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,增发票据来对冲和回笼流通中过多的货币,形成国内的货币流通和货币循环,另一方面,增加的外汇储备又存放在外国银行或者购买美国国债,外国政府和企业再将其投资中国,形成国外的货币循环。看来,我国目前的情况也许走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,到了进行战略调整,从重商主义转向扩展内需,实行真正的富民政策的时候了。这样论说,决非否定以往的巨大成绩,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。

应当指出,增加收入,扩大内需,开拓和提升国内市场决非权宜之计,而是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大计。如果不能尽快做出战略调整和政策转型,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失之交臂。为此,首先要改变和抛弃一系列重商主义的思想观念,诸如外资不能减少,出口不能减少,外汇储备不能减少之类,把提高老百姓的收入,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,增加本国居民的财富积累,放在全部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首位。其次要调整和改变现行超国民待遇的激励导向政策,包括出口退税、贷款贴息、税收优惠以及零地价、低地价政策。须知,这些政策都是有利于外国人的,是把国人的财富转移给了外国人,而中国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国人,不能寄希望于外国人。再次,要下决心集中力量推进一系列深层次改革,取消一切歧视性安排和不平等政策,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场扭曲和行为扭曲,诸如,产品市场全面放开,而要素市场基本管制和高度垄断;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,而人口迁徙的规模却是小小的;政府规模膨胀和权力扩张,而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发育迟滞和受到压抑;等等。只有这样,中国的经济贸易才能绕过暗礁险滩,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坦途,我们也才能化解种种矛盾,逐步走向和谐社会。现在不仅有了这样做的需要,而且有了这样做的可能。经过20多年的发展,国内民间资本已经发展壮大起来,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筹措上百亿元资金、投资上千万吨钢铁、上万辆汽车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,体制和政策上的限制一旦放开,就会出现一番新的前景。

张曙光,经济学教授。1966年研究生毕业,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,中山大学、浙江大学等兼职教授,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,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,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》主编。

(编辑:宫丽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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